摘要：宇宙非空洞者，萬有有豐富變化存焉，且其變化豐富程度遠超人我意識流，否則人我發生便不可能。 ...
宋元明清者，隋唐之易。
显然，此意象乃情感化、主体化之形象。由本体即方法，心即本体，思维即方法，故心即思维。
由前论，中国传统思维之特质可归纳为三：结构性、取中性、圆融性。不昧者，昭然若揭也，是本体之主宰义。所谓能照，便是感通应用。是故易道者，非方非圆而能方能圆。痛虽不同，其病也一：主体未立。
对待之体与流行之用，是意象哲学纵横两向之开显。那么，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前面从即心即道这一理论前提出发，说明了思维与大道二者的同一性：思维是大道之内化，大道是思维之彰显，此即同构同源。这四十年以来，我们武汉大学文史哲的专家们，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但是和我们的学术事业比较而言，和我们武汉大学哲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比较而言，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我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感到十分荣幸。所以我们能够亲近这样一些前辈大家，都是老师提供的机会。每个时代都有它前沿的研究。我坚守的原因，实事求是的说，因为我是湖北人，家在这里。
总而言之，这四十年没有虚度年华，一直到现在还是忙忙碌碌，文债不断。那时候武大哲学系的老师们很艰苦，为了节省一些钱，他们的讲义，要到县里面的小印刷厂去印。
萧先生特别会讲课，他讲课非常潇洒，江先生不会讲课，有次我们上他的课，他发了我们讲稿，念了几句就说：这有什么讲头，你们自己去看吧。所以哲学系虽不是我的第一志愿，但分配到哲学系，我感到很幸运、很契合。我们当时很抱屈，认为从萧先生的学识，资历等等各方面来看，只要申报，学校就能批。这四十年，不仅仅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四十年，也是锐意进取，成长蜕变的四十年。
3.您在很多地方都提到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三先生道德文章对您的影响，您也说过在萧先生晚年，关于他申报资深教授，萧先生曾与您发生过一次龃龉。特别是关于公德与私德，是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我比较重视儒家的私德，私德里面有很多可转化为社会公德的基础。我亲眼看到了哲学系的发展。杜维明与成中英教授到现在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过长江摆渡，汽车开到江边，还要上船摆渡，这样才能过到黄州去。
同时，我们向社会的辐射也比较大，社会教育做的很好。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守住这个界限。
一度老师两年被停招，不能招硕博士生。很多问题都值得我们从古希腊到近代的西方哲学，从先秦到现代的中国哲学来反哺和提升，去学得一种看待问题的方法。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回顾自己在武汉大学的四十年，从师从哲学大家萧萐父先生的哲学系学生到当今的世界儒学研究的杰出人物，这位直到70岁还坚持在教学一线的教授至今笔耕不辍。我们的老师希望我们中西兼通，我们还没有做到。针对我们几十年以来文科培养的缺失，我们创办了国学班，给当时全国所有想办国学院和国学班的同仁提供了参考，主要是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我们马哲，中哲，西哲的课程设置，都是要研读原著经典，这是由我们的前辈开创的、武大哲学系很重要的学术传统，它基本来源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材呢，比如我编写的《中国哲学史》的教材，是在全国用得比较好的教材，高教社印了20多次。为什么要办国学试验班呢？主要还是想培养一点读书种子，一方面是做人要正派，有君子人格，有士操。
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启发我们思考什么是真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真善美，为什么我们要改革开放，为什么东方红里要祈求一个大救星，而国际歌里不要神仙皇帝，怎么样从个人崇拜的盲目性中摆脱出来。此外，萧老师还组织了很多学术活动，让我们在这些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中学习待人接物。
唐明邦老师的周易研究，李德永老师的宋明理学研究，都非常了不起。只到后来分到哲学系后，我才发现，我最适合学哲学。
其次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文版有何兆武先生的译本。另外，我还是感念这个氛围、感念这个集体。
7.您曾经担任武大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在您任上开设了中西哲学比较班、国学班，后来又创办国学院，您又担任国学院院长，开设弘毅学堂国学班，为什么要办这些班？ 郭：我当过武汉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那时候文史哲艺都在一起。做人做事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具体的办事中，学会怎么与人相处共事，怎么组织协调。文学院在古代与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研究颇有成就和贡献。去年我被评为世界儒学研究的杰出人物奖，我没想到能够得到这个大奖。
在此之前，我在湖北省化工厂当了八年的工人，在当工人之前，我在天门县杨场公社当了一年半的知青。萧老师不仅学术根底扎实，而且思想活跃，他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们这一辈和我们的学生，在坚持学科研究的同时，也向社会去传达哲学智慧、国学智慧。现在我们的国学院，文史哲三家优秀的老师，都在这里上课。
像经部里的《尚书》、《诗经》、《周易》、《礼记》，都有相关的专题课程。我们为硕博士生开的课，比较重视方法论的训练，比较重视他们怎么写论文。
10.您在哲学学院40年，回想起来，有没有什么遗憾？ 郭：遗憾总是有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马哲史，也很注重名著经典。这两本书是我近年来对中国文化思考的心得，是姊妹篇。我现在有很多的学生都是博士生导师。
我们的学生毕业以后回来探望我们，他们还能记得我们当年给他们上课的样子，这令我们非常感动。唐明邦老师在社会上就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这一辈也是这样，现在年轻一辈的学者也承接了起来。
他们还鼓励学生批评老师，像黄卫平同学写文章批评萧老师的观点，萧老师就在我们学生中表扬他，还把他的文章推荐出去发表。只要是有关的学术会议，老师都会争取名额带我们去参加，即使他不能去，也尽力介绍我们去参加。
我先后在武汉大学开了十几门课程，其中最主要的课程，除了中国哲学史之外，就是经典的课程，比如四书、老庄、礼记、先秦儒家哲学，等等的导读课程。读本科的时候，我和李明华、周民锋同学等编过一个油印的习作集，叫《求索》，只出了三集后来就不让出了。
